本
文
摘
要
中国教育的十字路口
世界/文
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入学就从原来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方式转向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方式，这一转向不仅扩大了高等教育入学的门槛，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辅导班、补习班等等校外培训机构。从1977年开始，校外辅导机构作为小学、初中、高中的补充手段，在发展势头可以称得上是“野蛮生长”，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扩张愈演愈烈，有些培训机构甚至可以“反客为主”，让学生去机构上课而放弃去学校上课的机会，校外培训机构取代小学、初高中学校的主导地位。在培训辅导行业信息化程度日益深化，资本参与热情越发高涨之际，中央的一份文件遏止了这场如火如荼的“教育产业化”。
近日， ***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指出，坚持从严审批机构，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其次，严禁资本化运作。《意见》要求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纵观整个《意见》，对各地 *** 和课外培训机构提出了两个具有针对性和挑战性的要求。首先是对办学资格严查严审，并且不再提供新的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外培训办学资格，可以说是从“源头”上减少了课外培训机构。另一方面，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也就是说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盈利只能用于办学本身，而且不得上市融资，换句话说，就是拒绝了资本的继续进场，从“动力”上打压学科类培训机构。这样的“闭源减流”，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外培训机构和学科类培训机构无疑是一记重锤，在教育行业里，资本这头“野兽”不得不安分下来，从股票市场上看，教育培训类股票基本大幅下跌，新东方的股价从2021年初的135元/股已经下跌至16元/股（截止发文前），培训类机构的领头羊——学而思的股价也从年初的70元/股下跌至5.5元/股。从结果上看，《意见》所想要的“赶走资本”或“去产业化”的任务得到了阶段性的完成，但是另外一大任务——减轻学生负担，提升教学质量的任务完成了吗？这里必须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外，这一次中央 *** 所发布的态度坚决立场鲜明的《意见》，是否是中国教育转型的一个信号？中国教育在“去机构化”后，又该何去何从？
一、中国教育，病在何处？
中国教育的问题从2000年以来一直都在被大众广泛关注广泛讨论，这至少能够说明两件事，一是，中国教育确确实实有一些值得被讨论的问题存在；二是，中国教育中那些已然存在的问题，有一些确确实实没有被解决或者说没有被良好的解决。
解决的问题的前提是要知道问题是什么，那么中国教育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它的问题在哪儿？有人说，问题是学生负担太重，有人说，问题是搞了应试教育而没搞素质教育，有人说，问题是教育投入太少，也有人说，问题就是人太多了……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就像是盲人摸象，各自抓住了一角，而要真正认识中国的教育问题，则需要找到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认识到这个核心问题，才能真正明白中国教育病在何处。
我国的教育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即小学和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是指每一个学生所必需接受的教育，这一阶段并不收取严格意义上的“学费”。第二阶段是高中教育，高中教育根据高中不同会收取相应的学费等费用。第三阶段是大学及以后的教育，同样，会有各种费用的收取。层次划分之后，其实就能知道，中国教育现阶段最主要，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处于前两个阶段之中，而要探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前两个阶段的终极任务——“高考”究竟是什么，究竟意味着什么。
“高考”的全称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一次考试的总成绩决定他可以去哪些大学。那么大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无外乎三样东西——接触的人群不一样，享受的教育资源不一样，面对的机会不一样。所以高考虽然表面上看是一次高等教育入学招生考试，但是实际上，它是一场资源的分配，一场“文化资本”的分配，在这种意义下，高考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零和游戏”，有些人通过高考分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那么就会有另一些人相应的少分得一些资源和机会。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什么是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钱，就是资本，而财是资本中的一种，可以称为金融资本。世界上的资本可以大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权力资本，比如官僚的权力，比如军队的武力；第二种是金融资本，就是钱财，就是流通货币或者其等价物；第三种则是文化资本，比如知识，比如技术，比如文凭。三种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简单的说，钱财可以与权力和知识技术互通，权力可以和钱财或知识技术互通，知识技术同样也可以和钱财与权力互通。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高考就撕下了它那层温和的“招生入学考试”的面纱而露出了它原本狰狞的面目——在中国，高考其实就是一年一度的文化资本分配大战，而这场大战的主角从来都不是出题人和考生，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考生。
因此，高考最突出的特性就昭然若揭：选拔性。选拔性意味着什么？选拔性就意味着，只要一个学生所选择的接受高等教育的路线是走高考，那么他所有的努力会被高考的总成绩所量化，也就是说，在选择高考的学生那里，高考成绩对应的就是这场分配中你所分得的文化资本，高考成绩理想，对于你过去接近二十年的生命，国家给了你一份有分量的文化资本作为你后面几十年人生的人生筹码；而高考成绩不理想，无论其他方面如何，至少你这在场“盛宴”中，是局外人，是“分母”，是输家。
对高考的选拔性有所认识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白三个关键点：
一、只要学生想通过高考来进入中国的大学，那么无论学生是小学一二年级，还是初中一二年级，或者高中一二年级，学生最后能赢得多少文化资本，主要看高考分数。所以高考的压力从一个学生选择它的那一天就存在，直至进入大学。
二、对于选择高考的学生，减低作业量或者提早放学时间或者降低试卷难度这种类似的减负行为，都是无效减负。因为考生并不和作业较劲，并不和老师较劲，并不和出题人较劲，考生只会和考生较劲。所以学校作业量减少，并不妨碍竞争对手自己加码加量，学校或者老师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妨碍那些“疯狂”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其他考生，自己驱使自己增加投入。所以从策略层上看，能增加个人赢面的最优策略，就是尽可能的增加投入，如果考生希望通过高考赢得一份客观的文化资本的话。在这里，所谓的“内卷”概念就得到了正确的体现，“内卷”这几年来成为一个热词，但是基本都是误用，就是因为很多人把“内卷”等同于“非常努力”，而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以看露天电影为例，前排的有些人因为前面的人比较高或者其他原因，看不到完整的荧幕，所以自己站起来看，而他一站，他身后的后排的人又看不见整个荧幕了，所以站起来，而更后面的人只好付出其他努力来让自己看到荧幕。在这一情景下，大家能看到其实仍然只是那个完整的荧幕，但是由于某一个前排的人少看了一些荧幕，他的起立导致后排的很多人为了维持原来的观影体验而付出了越来越多的代价，这就是内卷的通俗解释。高考是可以应用“内卷这个词”的，因为每年这一千万人无论有多努力，顶级大学的招生名额波动都会不太大（对应不变的荧幕），如果每一个人都按照每天正常的八小时学习工作作息，这一千万人每个人都可以排出一个名次，这就是“宽松情况”下的排名，但是显然，有人想自己名次更好一些，所以他选择花更多时间（对应前排有人站起），这样一来，其他人如果想要维持自己的名次，自己的那份文化资本，就也需要对自己的学习强度做调整。那有人会问，这个比赛里面运动员每天疯狂训练是一样的呀，运动员的比赛名次不也是一二三名一共三位不变吗（对应荧幕）？然而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运动员所做的是他的职业，他的天赋和热爱所在，也是挑战人类的极限，换句话说，运动员间的竞争可以导向有效突破——比如各种记录，然而高考这样竞争，尽管也可以有高考分数上的最高分的突破，但是最后所分得的文化资本其实是不变的（即只要你是全省第一，无论是720分的第一还是740分的第一，你的选择面是同样宽敞的），而且纯熟的高考应试技巧对于一个学生的后续学术发展或工作发展并没有高度相关性，所以属于无效突破。而高考的内容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过高的熟练度除了发挥考试作用就几乎很难再有作用，对于进一步的大学学习而言，你的高考应试技巧高超，失误率低和你后续的学习之路相关性并不强，对于大多数人，很多人甚至大一大二就将曾经苦记的知识忘光，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只不过进行了一场“即时游戏”，而为了这个“游戏”的应试技巧和失误率，很多人付出了极大的身体健康代价。
三、在高考模式下，“辅助手段”永远不会消失。与高考对接的是中国目前最顶级的教育资源以及种种机会，学校里的“大锅饭”永远无法满足那些愿意用权力资本或者金融资本换取文化资本的人，所以辅助手段一定会出现，所以校外培训机构一定会出现，所以学科类补习机构一定会出现。高考这场零和游戏中，没有人会坐以待毙，更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大家都愿意维持八小时的学习工作作息，只要有一个人加速，其他人就不得不加速。
紧接着选拔性的，就是高考的应试性，也就是说，只要最后一关是高考，选择高考的人就只能接受应试教育，而不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这个提法是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当然实际上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兼容的，只不过虽然兼容，但仍然有主次之分。对于高考考生所接受的教育而言，应试教育占绝对主导地位。这是一个问题，但这同样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最后无论是考生还是考生家长还是大学招生办，看的是高考成绩，没有任何一所高中会因为应试教育水平中上但素质教育水平优秀而吸引学生、老师和家长，只会有高中因为应试教育水平优秀而素质教育水平极差而吸引学生、老师和家长。所以《意见》中教学内容、教学质量的提升的要求是无效要求，因为终极衡量标准早在1977年就已经定好了，高考分数说话。而应试性所带来结果就是，老师学校的教育服务与学生家长的需求难以匹配。很多家长所构想的，就算孩子成绩不好，好歹去读个初高中涨一点文化，学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其实都是一厢情愿。学校和老师重心都在分数上，所谓的人生指导，德育或者文化教育其实都难有成效。一是老师的素质本身足不足以支撑所谓的做人教育？如果不足，那么最后最多只能让学生接受“军训式”训练，其实就是“驯化”学生——把学生变得“听话”一点，“老实”一点，“忍气吞声”一点。二是老师就算有足够的人文素养，给学生的人文教育也只能是“格言式”的，“一句话道理”的教育，一种碎片化的哲学教育，本质上跟“出租车司机哲学”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不给人文教育留够充足的空间和时间，任何的做人教育和德育与地摊文学上的小故事大道理一样无用，甚至常常害人，很多问题都需要具体分析，所依赖的是整体思想体系，是一套“降龙十八掌”而绝非东边一句西边一嘴的“小李飞刀”。三是学生本身也很难接受那种人文教育，大多数学生在高中其实每天想的就四件事，吃什么，多久下课/放学/晚自习结束，这道题怎么解和喜欢人的今天过得如何，心思要么在高考上，要么在玩耍上。真正能够接受素质教育的，是少数，虽然这是很多人真正需要的。
通过了解到高考的选拔性和应试性，中国教育病在何处这一问题，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资源分配的一刀切，其实就是种种症状的“根”。对于想要平稳地谋求一份体面工作的家境平平的中国人（也就是95%的中国人）来说，高考其实就是唯一的道路，尽管需要付出各种代价，但是没得选，也正因为路少，所以人就显得多了起来，人多，牺牲品就会存在，并且大多数人是牺牲品，少数人成为了胜利者。毫无疑问，高考制度对中国腾飞的贡献巨大，这一点没有任何人会否认，但是它所带来的问题，也确实是有目共睹。人有病，我们知道不能拖；制度有问题，同样也应该知道不能拖。那么我们治了吗？治好了吗？如果没治好，那么困难和麻烦又在哪里？
二、中国教育，难在何处？
中国教育的问题一直在被广泛地讨论，而改进措施，各种《意见》几乎也是一年一出，只不过通常还是那些陈词滥调，比如减负，笔者印象中，“减负”这个概念在笔者小学时就被常常提起，那个时候的家长和老师也都达成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共识：减负减负，越减越负。而教育问题仍然是茶余饭后闲谈里的常客，可见这几年十几年来的改法收效甚微，不得民心。知道病在何处固然是好的，但是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改，就能治。久治不愈的顽疾显然尤其困难之处，对于中国教育的病而言，火候不到，众口难调；火候过了，就容易焦。在开方子或者动手术刀之前，不妨先看看这条路上有哪些艰难险阻等着我们。
教育改革的第一大难点，在于人心。
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中国的高考制度被人们诟病已久，但是它确确实实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等方面提供充足的动力和人才，并且也正因如此，它在很多长辈的心中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对于那些贫苦出身靠高考一飞冲天的前辈而言，高考确实让他完成了所谓的“阶级跨越”，将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活质量提升了数个档次，在这群人心中，高考通常会让他们坚定不移地拥护和支持。当然，对于所有的既得利益者而言，他们对高考就算有些批评，但肯定还是以支持为主，既得利益者的立场肯定不具备太高的参照价值，同样的高考的失败者的立场几乎也就是反对高考云云，这种利益直接相关者的说法参照价值都不算太大，那么这里的人心究竟从何谈起？答案就是，从所有人谈起。
在所有跟笔者讨论过中国教育问题的人里面，共同达成的一个基础共识就是，高考一种较为公平的制度。这样的看法也是大多数人从心里比较抗拒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一个原因。因为按照前文的分析，既然要教育改革，且病根如此，几乎就必须要大改，动“大手术”。而在这种时候，很多人的疑虑就是，大改之后，原先高考的那种公平究竟能否得到保证？或者换一种说法，正因为高考足够公平，对大家一视同仁，所以很多人否决的了改革，决定坚持高考，这其实人心中的难，也是必须要给予回应的一个点。
公平和高考确实是可以扯上关系的，其一在于唯分数论，分数够就能上，分数不够，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就是确确实实上不了的，关系硬不硬，钱有多少，很难起的上作用。其二在于学习的内容是一致的，至少省内是同一张卷子，学的东西也就是那一套，考纲基本就是教材内容，所以让很多人感觉到起点是一致的。其余的如双盲无差别阅卷啊，武装押运试卷啊之类的确实可以给人安全感和公平感。但是需要看到的是，第一，这些东西并不是高考独有的；第二，对公平的追求或者说公平的优先级很高，有时候并不是一定带来好结果。
先对第一条进行分析，唯分数论。这个东西其实只要是笔试，对待分数的处理基本都是和高考一样，分该是多少就是多少，这个东西与其称之为公平，不如说是一个基本的考试计分原则。公务员考试也是该多少分就多少分，TOEFL考试也是该多少分就是多少分……所谓的“唯分数论”其实是所有计分考试的基本原则，所以这里的公平性，其实不太需要担心，因为只要保留考试的计分制，“分数决定论”是可以得到保持和良好执行的。
然后对第二条分析，其实在这里，公平性原则才真正的有效。考纲的一致，所学的东西的一致确实可以导向公平性，这一点高考确确实实做到了，毋庸置疑。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这样的公平性是否足够？
其实是不足够的。真正拉开考生差距的，其实并不是考试范围即“考纲”，而是教育资源的投入和考生本身的某些天赋。无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对一个学生教育资源的投入其实往往决定了这个学生的对应的受教育水平。这里的教育资源投入不仅仅是指金融资本的投入，各方面的投入几乎都和最后的教育效果有关。比如有的学生备考的同时需要做一定量的家务，有的学生备考的同时需要做点零工补贴家用，有的学生家庭和睦经济来源稳定只需要一门心思花在学习上，有的学生从小在父母或老师的引导下养成了一些高效的学习方法，有的学生到高中才开始接触英语……所以，高考这一条看似公平的赛道上，其实充满了很多不公平的障碍物，这里还不算每个人自身的天赋。那人们就会说，本来就是没有绝对的公平，有的人出生在饥寒交迫之家，有的人出生在名门望族之府。确实如此，而且也正因如此，对公平的追求是一条不归路的同时，也是一条绝路。说它是不归路，是因为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方方面面的公平，个体总是有差异的，总有一个地方是不公平的。说它是绝路，因为对公平的强烈的追求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好的结果，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比如原来的对举国上下对公有制的尝试，看似十分公平，十分共产主义，实际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不妨让我们来看看这所谓公平的高考，其中最大的不公平其实就是校外培训机构和其他的“辅助手段”，这里的机构泛指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所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因为本质上都是为高考服务。对于有资本的人而言，他可以给孩子请家教、补课、甚至请一个团队来分析孩子的成绩错题和改进方向。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每学期算三门课都上一个“大锅菜”补习班，对家庭的经济压力已然不小，更不用说那些一对一，或者费用昂贵的小班补习班。显然可以看到，公平的高考制度之下其实充满了资本的博弈，校内有各种择校费择班费，打点老师关系，或者校内老师家里补课；校外是各色培训机构，高考冲刺班……需要认识到，有一些天才确实能在资本的重重包围下脱颖而出，不靠或者不怎么靠辅助手段，主要靠个人努力和极致的天赋走进名校；而有一些考生的高分则和父母老师从小到大周全的培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还有很多资质天赋并不上述的人差的考生，或许因为家境，或许因为种种其他外因，最终成为了“分母”，这真的是大多数人想要的公平吗？其实不是。所以很多人拥有的只是一种看似公平的不公平。从统计学上来看，中国顶级学府的新生家庭比例里面，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比例其实很少，而且几乎呈现出一个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城市家庭，“中产家庭”的学生的比例其实不少而且有增加的趋势。而且近些年来，课外补习费用有明显上涨趋势，这样的教育投入增加趋势，对大多数人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不言而喻。而国家出手限制各类校外培训机构，也是考虑到如今孩子的抚养成本，教育成本日趋高昂，为了改善生育率以及调动年轻人的结婚意愿，而进行的一次精确打击。
教育改革的第二难在于，改革方式无法跳出现有的框架和格局。高考制度这么多年下来，说一句深得人心并不过分，但这也导致了改革时迈不开大腿，甩不开步子，畏手畏脚，生怕吃多了噎着。改来改去，无非是高考试卷从地方卷改成全国卷，从固定的理科三科物化生打散为自由组合，实际上聊胜于无，因为没有改变本质，甚至导致越改越坏。以四川为例，2010年前后用的是四川卷也就是地方卷，数学和理综试卷难度都不小，比后来所用的全国三卷区分度高，整体考下来的感觉但就是卷面分偏低，叫苦叫难的考生多，但是理科高手能考理综和数学取得明显优势。后来改成全国三卷，试卷确实简单很多，人人卷面分都好看，2018年理科600分以上有三万多人，叫苦叫难的人少了，但是又有什么用呢？一个小失误，学校档次直接拉开，这就是区分度直线下降，而且理综试卷又偏简单，最后的结果就是，决定两个理科学生谁去清华北大谁去复旦浙大的是两个人的语文分数谁高谁低，实在令人感到荒谬。后面接着改，自选三科，分数又按排名加权计算，总之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化，搞成了面子工程——考生分数都高了，“教育质量”上来了，但是连筛选学生这一基础功能都岌岌可危，所以就导致，减负减负，越减越负，教改教改，越改越坏。学生说白了还是刷题，只不过原来刷难题，现在刷简单题，原来追求奇技淫巧，现在追求稳定率。很多学生刷一千套卷子，就为了提升1%的不失误率。更有甚者，因为理综卷子和数学英语卷子过于简单拉不开差距，直接去刷语文卷子，总结语文试卷里面的“勾股定理”和“函数性质”，作文就是“排列组合”，与语文学科真正的美感、深度相差之远，令人唏嘘。
综上所述，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困难重重，一是官方束手束脚，一直围绕着“痛点”和“痒点”打擦边球，换汤不换药，以为把高考试卷的难度降低一点，就算是“减负”，大家就会“买账”，教育质量就会“提升”。其实到最后考生和家长一看，花大把时间金钱，学的都是基础题型常规解题方法，素质这一块儿也难说有什么提升，到了填志愿，还是那些不高不低的大学，补课费和学区房的钱就这么打了水漂。二是人心难变，固执己见，高考这场十八年的“短跑”确实走的是公平的跑道，但是有人直接在运动员身上下功夫，打药、封闭训练一个不落下，有人任其自然，搞“快乐学习”，最后跑输了，就只能说一句“至少是公平的”，其实公平的成分真有那么多吗？这样的公平真的有意义吗？在公平和健康的教育体系之间，除了对公平已经魔怔的人，剩下的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更加健康的教育体系。
三、中国教育，路在何处？
中国教育的形势确实是严峻的，掣肘很多，关系面也很广，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赖着不改，或者小打小闹，其实都是对时间的浪费，也是对国家的损失。想要治疗中国教育的病，文章开始所提到的《意见》里的处理方式其实已经提供了一个范例，它处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做法是“闭源减流”，目的是“去教育产业化”，而现在想盘活中国教育，那就“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开源引流”。
开源要开什么源？开资本的源，开高考体制的源。赶走资本这件事本身并不难，难的是留住资本。“教育产业化”这个概念，很多人视其为洪水猛兽，以为一旦教育产业化了，所谓“阶级流通”的渠道就关闭了，渐变成了“门阀世家”，“布衣”只能苟活，其实教育产业化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妖魔鬼怪，任何一个行业想要发展，必须要有资本的进场，只是有时是权力资本主导，有时是金融资本主导，教育产业化这件事也是一样。之前的资本一直在搞校外培训机构，虽然也让不少老师的讲课水平、不少学生的做题水平得到了提升，但这个教育产业化方向是错误的，所以要赶走资本。但赶走资本并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将资本引入到正确的方向上，将教育产业化的方向纠正。那怎么开资本的源？想开资本的源，就必须先开高考的源，具体地说，就是要建立申请入学制的大学。
很多人更不同意了，觉得搞这个“申请入学制”的大学是接受资本主义的腐蚀，对平民学子更加不利，其实恰恰相反，申请入学制大学的出现对平民学生而言，至少不是一件坏事。我们不妨看看以往的情况，每年国内其实都有一批人（原来几万，现在十多万），并不选择去冲高考，而是出国留学，说白了，也就是读申请入学制的大学。这样一批留学生，基本上都属于家里并不太缺钱，而且感觉走国内高考体系所能进入的大学并不合自己意的，于是选择出国留学。这样的人，出国留学的决定做得越早，实际上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就越少，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他们可以仰仗他们父母所提供的教育资源，搞“素质教育”。为什么要提到这样一批留学生？因为中国的大学生里，很多不出国的学生其实家境也绝不比那一批人差，只是可能对外国语言感到陌生，对异国他乡有所顾忌，所以只能在国内冲刺高考，参加顶级校外培训机构的补习或者辅导，最后取得成绩。这样一批人并不少，他们也许可以通过高考的方式去到一所还不错的大学，但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去提升应试能力而不是真正的学科素养，其实是吃了闷亏。他们需要的其实就是一所或几所国内的，有一定水平的，申请入学制的大学。由此可见，开源和引流其实是一致的，开了高考的源，就一定可以引高考的流。
建立国内的标杆式的申请入学制大学的任务是非常迫切的，中国一年不进行这个尝试，中国的许多教育资源丰富而又不想走高考的学生就会至少给外国大学送一年学费，十年不做，未来就要送十年学费，一百年不做，未来就要送一百年学费。且不说学费，光是语言考试TOEFL和IELTS，我们一年送出去多少报名费？在国外缴纳昂贵的学费之后，学没学到真东西其实并不太重要，中国人、中国的大学难道就没有真东西了吗？中国人难道没有能力办中国人的高水平申请入学制大学吗？教育产业化这几年进行得轰轰烈烈，深圳中学能够收到“三清”的博士做中学教师，资本、人才其实是不太缺乏的，但就是缺一个“开始”，缺一个“出头鸟”。这所大学是公立还是私立，其实并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尝试本身，真正重要的是一个有政策支持，有资本进入的大胆尝试。国内很多大学都有中外合作办学，一看学费其实也不菲，说的难听点，就是花钱买分，进去一学东西，说洋气也不洋气，反而还把中国大学自己的严谨认真给搞丢了一半，这样子搞，不如索性破而后立，就建一座我们自己的申请入学制大学。至于后面学校里面职位怎么配置，学生具体怎么收，是一半成绩一半简历素材，还是就看简历然后统一笔试，都可以再讨论，但这个大方向一定要有，否则对于那些想接受素质教育的学生和已经接受了素质教育的学生，中国的大学的大门是永远关闭着的，每年因为留学导致的资产流失以及人才流失都难以估计，实际上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尝试着做这个申请入学制大学来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资产流失和人才流失。
当然有的人肯定就要说，这样更不公平，有钱人的孩子更容易进好学校云云，其实都是短视。首先，高考这条路，走的人少了，尤其是那一部分能报各种补习班和请各种家教的人走了，对大多数家境普通的人，大多数少报补习班、不报补习班的人来说都是好事，因为竞争的人数和激烈程度就是实实在在的减少了。其次，在嚷嚷着公平的同时不妨看看外国，所谓不公平的申请入学制大学国外办了百年，像Harvard、Yale和Stanford这些大学，对美国和全世界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何况我们中国仍然是以高考为主导，现在只是打算引入一些补充方式。引流走的那一批人，在之前的高考里其实也是“不公平”的人，所以把他们引流走，对高考的公平并没有什么损害，反而有益。
实际上之前的种种尝试为什么无效或者效果不好？比如什么自主招生，什么强基计划，说白了主要还是比做题，还是在比谁做题多，比谁做题难，比谁更会做题，比谁更快速地做题，意义并不大，因为就是想学申请入学制学了个四不像，畏首畏尾怕担责任，这样的畏首畏尾的尝试实际上牺牲了好几代学生的学术生命。想弄申请入学制，可以几家名牌大学先弄点名额出来，试一试，怕徇私舞弊，那就将申请入学制所招收学生的简历资质公开，附上审核人的理由，搞透明化，其实方法多的很，但是就是怕住了，怕别人指指点点，怕把什么洪水猛兽引了过来，老杜说过“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但是停步不前，永远是无济于事的。
结语
教育改革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前几天的《意见》一出来，各种培训教育机构已经是遍地哀嚎。有些时候的局面确实是不破不立，现在已经破了，就怕只破坏不建设。破而后立，后面怎么立，谁来立，立什么，都有其学问。
曾经的法国巴黎，曾一度因为马车过多所导致的马粪过多无处埋粪感到困扰，想了很多办法，始终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后面这个问题一下就被解决了，并不是因为给巴黎圈了一块更大的地埋粪，也不是拉马车的马都有自我管理意识了，而是因为大家都改用汽车了，没人用马车和马了，自然无粪可埋。解决小问题也好，解决中国教育的大问题也罢，确实很容易被固有的格局限制，所以有时候不妨试试跳出原来的框架，一下就能豁然开朗。
中国的教育改革的道路，道阻且长。
开源引流，或可抵达那在水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