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近日，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4K修复版的上映，给观众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辛德勒的名单》等经典好莱坞主流话语下的二战视角。而关于“战争中的人性”这一母题，作为有着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传统的意大利，大半个世纪以来涌现出各种不同角度、各具特色的优秀作品。

《特殊的一天》即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影片曾获得第5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佳男主角（马塞洛·马斯楚安尼）的提名。在此，将从导演的创作风格、影片的视听特色、角色的代表意义及主题的思想性等角度剖析这部影片。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沿承

从罗伯托·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到维托里奥·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不同于好莱坞商业电影用精心雕琢的梦幻与华丽去使人过分沉湎于想象，而是强调电影的社会批判性与文化反思性。此外，在影像风格上也独具美学特色，通常它的特点是：未经刻意修剪、过分精致化的、力图还原现实的粗粝影像；去封闭化、开放式的故事结构；去戏剧化、生活化的影片情节；呈现连续时空的纪实性长镜头等。因此，深刻影响着后世的世界各地电影工作者。

埃托尔·斯科拉沿承了意大利电影的优秀传统，尽管他的电影风格各异（或平实工整、或前卫先锋）、类型也不尽相同（讽刺喜剧、现实主义正剧等），却大都着力反应战争给整个社会精神层面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底层平民迷失在时代大环境之下的自我价值追寻与消解。

01.历史意志中被裹挟的个人命运

片名“特殊的一天”有多重含义。其一是显性含义，即是历史意义上的明确、具象的一天：1938年5月6日，独裁者墨索里尼与希特勒 *** 群众鼓吹法西斯主义蛊惑人心、煽动群众，试图通过钢铁意志、英雄主义、奉献精神等具有迷惑性的词汇模糊大众视听以完成自己的目的；而“特殊的一天”的隐性意义，则是在这一天的拂晓到黄昏的一天之内短短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男女主人公经历了对他们各自的人生而言“特殊”的一天，剧烈的思想斗争、胎换骨般的精神觉醒。

影片采用法西斯的广播作为贯穿全片的声音符号，这种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那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盖过男女主人公生活声音、大有喧宾夺主之嫌的广播扩大器，象征着法西斯强权的一种权威话语，它无形地“监视”与“规训”着男主人公的生活，在这种历史意志的压迫、异化之下，男女主人公生活中一种压抑与禁锢之中。

02.真实空间的构建：公寓、楼梯、门窗、天台

影片的最大特色即是在时间（一天之内）确立的情况下，对空间关系精妙的展现。低饱和度的泛黄画面传达出的压抑、迷惘、无助又疏离奠定了整部影片的调性，而视觉空间上的逼仄与压抑则是男女主角精神枷锁的象征。

从公寓筒子楼的机械化“牢笼”意象、幽闭狭窄的楼梯间、自动分割视觉空间的门框窗框、铁丝包裹的电梯，再到相对开阔的天台，这些封闭空间既是世俗生活、威权社会、独裁者意志给他们生活定下的条条框框与精神道德方面行为的约束与训导，也是他们无法改变的内心孤独与空虚。作为家庭主妇的女主人公困在法西斯意志的大环境、父权主导的家庭伦理秩序下，只得奔波于家庭琐事之中；而因情感取向被辞退的男主角也在与社会的脱节中感到被遗弃。

战争中的人性觉醒与个体价值的思考

影片的文本价值丝毫不逊于影像表达上的成就，而男女主人公所代表的人群为二战的反思类影片提供了一个更新颖的视角。如果控诉战争的残酷，很多影片采取孩童视角，用纯净天真的儿童本性反衬战争对生命的暴力摧残与对人性的异化，例如路易· *** 的《再见，孩子们》。

本片的视角则对准了一种更普遍的群体，他们既非随波逐流、两眼昏花的法西斯狂热拥护者，也非激进的反战先锋；而恰恰是这种被蒙蔽、精神困顿麻木的“大多数”，使得影片更能触及反法西斯主题的实质。

01.女性的现实困境、价值诉求

Antonietta（索菲亚·罗兰饰）是一个寻常的家庭主妇，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之妻，日常从事的无非就是无尽的琐碎家务，处理应付丈夫儿子的生活琐屑。她的生活里没有文学、艺术等丰富精神世界的东西，在墨索里尼的高压统治下，她本能地产生一种崇拜、用相册将其语录记录下来以示尊崇。

影片开始的一个长镜头调度，便将女主角安于家庭主妇身份、践行男权家庭准则而乐此不疲的心态巧妙地展示出。清晨起身的女主辛苦为整个家庭来回辗转受尽辛劳却仍旧不被尊重，从精神游离的丈夫到不尊重女性的大儿子，她都百般迁就不以为然。这种“家庭的卫士”、“生育的工具”等法西斯、夫权秩序下的物化身份给她带来的积攒已久的困境心理，在与男主角Gabriele（马塞洛·马斯楚安尼饰）的意外会晤后，发生了改变。

而男主角推荐给她看的大仲马《三个火 *** 》，不仅仅是给了她不同于琐碎家务的生活体验，更在于给了她一种知识力量、现代精神的启蒙。她开始明白，厨房与家庭不是女性的最终归宿，自己也不该是生育的机器与丈夫儿子的奴隶，女性有权力追求平等的情感地位。而潜意识中，她也开始自省真实的价值诉求与真正价值归属，法西斯宣扬的道德准则、夫权主导的家庭秩序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对女性和底层弱势群体的精神禁锢于心灵异化。

02.严酷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之殇

男主人公的形象是与女主角相对的另一种典型。如果说女主角作为一名“循规蹈矩”、困顿其中无法自拔的寻常家庭主妇，是压抑自我诉求与个人精神意志的大多数人写照；那么男主人公因为“同志”身份被视作异类、与衡量男性的主流价值标准“父亲——丈夫——战士”相悖、更热衷于艺术与心灵自由，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而在战时保守、陈腐、异化甚至病态的价值观之下，他被从播音员的位置上辞退，划入黑名单，这种不被集体社会接纳的孤独与寂寞，有着深入骨髓的绝望之感。由此可见，影片也借此将主题从对战争的反思升华到对一切施加于人的、异化人心、禁锢人性的愚昧观念的批判与反讽。

当男女主角在互相认识、了解、误会、和解后而产生的精神上的理解与勉励，这种感情便显示出了人性中最纯粹的美好与灿烂。是故，当男主角带领女主人公跳伦巴舞、天台上彼此间吐露心扉，这种情感力量，不需可以渲染，便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早在60年代便凭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八部半》等影片享誉全球的马塞洛·马斯楚安尼，诠释起此类角色可谓是得心应手，内敛、忧郁、富于沉思的气质，与角色的理想主义者特质、艺术型人格是高度契合的。

影片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抚慰脱离了传统的“爱情救赎”模式，而是用一种无关乎身份、阶级、价值取向的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理解与勉励、包容与认同，来完成一种人性复苏与精神苏醒。影片的反思不仅仅是法西斯威权对个体意志的压迫，更是鞭挞一切出于偏见、狭隘、愚昧、无知的欲加之罪对人类自由的天性、爱与和平、一切美好事物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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