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是谁定义了台湾民歌？我认为是胡德夫先生。 2015年6月5日，台北小巨蛋，一场特别的演唱会在这里举行。不同于其他演唱会，有许多举着应援灯牌、高声呐喊的青年男女，这场演唱会的观众显得十分恬淡——他们穿着简单，大多已两鬓斑白，有的甚至由儿女陪同着。他们捏着自己的票，笑意盈盈地检票入场。对于这些观众而言，与其说是听演唱会，倒不如说是赴约。因为这些歌曲，已经陪伴了他们近四十年。这就是“民歌四十：再唱一段思想起”演唱会。 这场演唱会上，台湾民歌运动的代表歌手悉数出场。一首首熟悉的旋律接连响起。而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角，台湾民歌之父——胡德夫也又一次唱起了《美丽的稻穗》。四十多年前，在哥伦比亚咖啡厅驻唱的胡德夫不会想到，他在台上临场改编的家乡歌谣会成为他人生路上的重要转折，也不会想到他和李双泽、杨弦等人实验性的创作，会让台湾音乐走进新的黎明。 最初听到胡德夫，是在电台节目里——没有预示的，细碎清澈的钢琴声像海浪一样层层叠叠推来，和清亮的前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粗犷厚重声音。那一刻，就像台湾导演蔡明亮评价的“失去的山林河川，以往的海与天空，都回来了”。 牛背上的小孩胡德夫 - 匆匆 眺望那山谷的牧童 / 带着足印飞向那青绿/ 山是浮云 草原是风 / 终日赤足 腰系弯刀/ 牛背上的小孩唱在牛背上 如果我从未离开故乡 《牛背上的小孩》是胡德夫独立创作的第一首歌。11岁前，胡德夫随父亲去大武山
的嘉兰生活，他每天在草地上放牛、和朋友们在田野里嬉戏，这段无忧无虑的童年在他的歌里被反复提起，可以说是他此后的精神滋养和艺术源流。 在纪录片《未央歌》里，摄制组也复制了那些旧日情景：远处是青蓝色浮云一样的群山，河岸边芳草丰茂，胡德夫甩掉鞋子，赤脚踩在泥土上。须发皆白的他站在太平洋徐徐吹来的风里，看着牛悠悠地吃草。 这也是胡德夫与过去的自己的一场对话。他说如果他从来没有离开山谷，他会是最幸福的。但这个平行宇宙只能留在想象里，现实世界中，胡德夫在12岁，离开嘉兰来到台北，去到淡江中学读书。 刚刚进入城市的他与周围格格不入，穿着部落服装，讲着原住民的语言，没有同学听得懂他讲的话，他只能对着校园中的树木，给他们取自己家乡同学的名字，用母语和它们聊天。此后的五十年，胡德夫一直都在漂泊，这种孤独之中，他能紧紧依靠的只有对故乡的回忆，乡愁，是贯穿他生活的主题。 乡愁不只是“系于一地之情”，它还关乎地理、民族、历史、文化。余光中在诗集《五行无阻》的后记中写道：“乡愁并不限于地理，它应该是立体的，还包含了时间。地理的乡愁就是要乘以时间的沧桑，才有深度，也才是宜于入诗的主题”。地理的乡愁容易解除，但在文化上、历史上，就像茨威格笔下对“昨日的世界”的追逐却稀薄不易得。 在采访中，胡德夫对故乡的描述，永远是热烈而深情的。关于故乡，他的歌里有非常多美丽的意象，「芬芳的山谷」、「会唱歌的河流」、「翱翔的苍鹰」、「柔慈的母亲」。这些意象织成了胡德夫生命的底色，在简单清亮的旋律中，这些意象从记忆的河床中一跃而起，唤起我们对美最原初的感受。 一首美丽的稻穗 很多年轻的音乐人，总是在寻找一些个性化的种子，表现个人不拘于世的精神生活。但我们也需要一些人，寻找民族的共性，抓住民众共有的情绪，为个性的生根发芽提供宽厚的土壤，让他们有所安放。 胡德夫的歌声第一次获得掌声就是因为这种共情能力。大二的时候，为了赚钱给爸爸治病，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厅当驻唱歌手。刚开始，这对于他只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兴趣，但和李双泽的相遇，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天，胡德夫在台上唱歌，李双泽突然对他喊，“你是卑南族的，唱一首卑南族的歌吧”！胡德夫有些发愣，随后他想起父亲醉酒后哼过的旋律，他边回忆边弹奏，但歌词记不住了，他就胡诌，一曲唱完他还编了个歌名，叫《美丽的稻穗》。这首用卑南族语言演唱的歌曲，下面的听众可能并没有听懂，但是在场的人全部起立鼓掌。 当时的咖啡厅，人们穿着牛仔裤，系着宽皮带，在台上唱英文歌才是最入流的，根本没有人去唱国语歌，更不要说台湾的民歌。胡德夫的《美丽的稻穗》，让大家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是有歌的”。之后咖啡厅的音乐从全部英文歌，变成三分之一原住民的歌，到一些学生开始自己创作，大家逐渐开始唱自己的歌，像余光中先生诗中的那样，走进了一个新酿的黎明，芬芳如诗经。 为什么不唱我们自己的歌？ 不过这个变化也不是完全自发的，总要有一些人站在船头向大家呼号，其中一个标志性的驱动就是“可乐瓶事件”。 一场西洋民谣演唱会中，李双泽出场，没有直接演唱，而是举着手中的可乐瓶，向台下的观众说：“我们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现在，在台湾，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接着，他把可乐瓶扔到台下，大声质问“我们为什么要花钱听中国人唱西洋歌？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 在胡德夫的回忆里，李双泽体型微胖，前面挂一个相机，背着书包，后面带一个画板，下雨就带一个斗笠。李双泽是菲律宾华侨，他回国寻根，想找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但看到台湾的年轻人仍是在洋歌，心中的落差化成了大声的发问。 台湾著名广播人陶晓清在回忆这一事件的时候讲到，在“可乐瓶事件”之前，台湾已经存在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和批判西化的声音，李双泽的发问更像疾风鼓荡之时一场淋漓的山雨，激起了文化界广泛的讨论，相关文章在各个刊物上印发。歌手杨祖珺曾在《淡江周刊》毫不留情面地发问：“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可曾真正创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走？” 后来，李双泽为了救人溺水去世，胡德夫整理李双泽的遗稿，里面就包含著名的《美丽岛》和《少年中国》。后来这两首歌因为政治原因被定为禁曲，胡德夫也遭到封禁。此后近20年，他开始为争取原著民权利奔走，因此在胡德夫的介绍中，也总会加上“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这期间，他虽不能公开演出，但他的歌声和他的步履一样，从未停止，给苦难之中的民众带去安慰。 正是这样，胡德夫的歌中总透着人文关怀，他说“这个世界其实是由凡夫俗子和贩夫走卒所构建起来的一个大地世界，我希望能够为他们、为自己、为我记忆里面的事情，去写一些写不完的歌曲”。 传承最深处的旋律 颂祭祖先（Sling Sling Sling）胡德夫 - 时光 很多歌可以被翻唱，甚至翻唱比原唱饱满，而胡德夫的歌，尽管它没有复杂的技法，但仍无法复制。他的歌声源于他的经历，歌里有一种很壮阔的情绪，不只囿于人与人之间，更关乎人与祖先的对话，人和自然的共存。 有的哼唱直接用原住民语言哼唱，虽然不明白那些音节是什么意思，但这些旋律仍可将周身包围。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祖先，正如我们祖先不能看见我们一样。可是那些久已逝去的人们，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 他们作为我们的禀赋，作为我们命运的负担，作为循环着的血液，作为从时间的深处升发出来的姿态，像是一种无名的势力，并且将确切地产生影响。然后在某一个时刻，他们连同星野河川，像是太古谐音中最深处的旋律，在我们耳边同时奏响。 这几年，比起在大陆的演出频率，胡德夫在台湾演出的次数要少得多，商演几乎没有。他现在更多是免费教小学生唱原住民的歌谣，古调。他在采访中很多次表达出这种担忧，很多歌不去传承，就消失了。 对于已过花甲的胡德夫来说，牛背上的小孩已经不再牛背上，但歌声中对生活的叙述，对美好的憧憬一直都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