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第一个湖北（地理上客观存在的湖北）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故名湖北，简称鄂。这是百度百科词条上对它直观的界定。和大多数依据地理方位来命名的省份一样，地域加上方位的组合界定了这个区域在地图上的位置。对于很多人而言，它只是一个平躺在地图上的省级行政区，而实际上，作为自上而下的“中央-地方”治理体系的中间一环，它并不是一个认同感很强的社会空间结构。
看似完整闭合的平面空间，实则覆盖着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地理特征。第二、三阶梯以自北向南的太行山脉-巫山为分界线，位于第二阶梯的十堰、宜昌、恩施等城市呈现出明显的山地地域特征，而位于第三阶梯的武汉、荆州、黄石等则以江汉平原、丘陵等为主要的地域特征。不同的地理特征构成了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在内的各种自然要素的总和，人的生理、心理、经济与社会发展等等都为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所支配，由此而呈现出东西的不均匀分布。
此外，由更大范围的不同的文化圈更是顺延着地理环境模糊着省域的边界感。鄂西南与渝贵接壤，鄂西北毗邻陕西，鄂东北紧邻河南，鄂东南则与皖赣依山带水，内生的文化地理环境不仅从文化认同上弱化了区划内的集体认知，也从不同文化圈内方言的使用上对其实现不断的强化。地理上客观存在的湖北，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的特征。而这种相对离散的空间格局随着长江汉江交汇处大城市的诞生和扩张，在武汉庞大磁场的引力下而逐渐被收拢和集中。这种反向背离感的向心力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烙印在这片土地上的痕迹。
第二个湖北（瘟疫时期被强化的湖北）
瘟疫的突然爆发，不仅夺走了数以千计的生命和无数人的春节，让这个国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和考验，也让湖北成为了全国的聚焦点，以一种不曾预料过的方式出现在很多陌生人的眼前。随着疫情数据的不断攀升，在去中心化的网络和各种移动端的支配下，恐慌情绪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疫情本身。疫情夹杂着谣言，仿佛就是一出现代版的“叫魂”，考验着这个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250年来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未曾发生质的变化。
瘟疫时期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手机头条上的疫情地图，不同深浅颜色的标注让数据变得可以被清晰的识别，其中红到发紫的湖北，在这个时期成为了众矢之的，“疫情的爆发地”日复一日的强化着湖北人的集体认知，无论承认与否，深红色的区域就是一个被识别出来的整体，一个在省外被贴上标签的整体。媒体和网络上的“武汉加油、湖北加油”被赋予了合法且正确的宣传标语，向日常生活里的每个角落渗透。外部社会环境在瘟疫时期的骤然变化，将湖北人的认同感助推到极致，让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不能且无法不承认自己不是这个集体中的一份子。因地缘而成型的结合体转变成了特殊的共同体。
严防严控的治理体系下，瘟疫时期的湖北被切分成若干个小的家庭，“社区”与“家庭生活”两个并不陌生的关键词重新出现，并被赋予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最小的社会治理单元，无论是城市里的社区还是乡村里的湾组，都承担着这个时期的临时管理者，抵御外来人员的进入和防止内部人员的流失，保障社区安全性的同时还需要维持内部每个家庭正常的运转。在现代社会里被取代的原本存在于乡土中国里的治理模式，被重新唤醒，发挥着毛细血管的功效。
瘟疫时期被强化的湖北，存在两种不同层面的集体认知：一是外在的共同体的归属感，二是内生的社区和家庭生活的认同感。如此便会不禁发问，国家的归属感和民族的认同感又是从何处而来，向何处而去？
第三个湖北（瘟疫时期想象中的湖北）
对于居民严厉规范似乎由来已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和社会氛围，人们并没有在任何力量的强压之下排斥，一切的发生都是自然而然的。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只不过这个相对自由的社会有着一套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人们都已经习惯去遵守而已。城市作为这个社会结构的直接映射，人们自然的接受了这套规则，所有的人都被禁足于家中，不被允许外出，城市里独行的人会受到警察的检查，异己的存在完全无法被社会所容忍。
在这个“家-街道-网络”的设定里，近似一种单一维度的理想化模型。家是被隔离开的模块化的居住单元，街道是权力的象征，是管理者用来宣扬传播其普遍价值观的机构或工具，网络则是在虚拟的空间里，给予那些在地下或其他边缘区域默默反对这些价值观的群体的另外一种社会形式。可以看见阴霾笼罩下被撕裂的创伤，一方面是治理层面的，是管理者将人口作为整体的一种控制，是牺牲一部分人去保全另外一部分人这样的叙事。 但另一方面，在网络上则是个体家庭的支离破碎。
瘟疫时期想象中的湖北像是电影《龙虾》中基于个体间的相似性而建构的反乌托邦城市社会结构，单身者的城市和保全大局下的城市。人，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人不是抽象的人，人都是具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