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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感染者无需医疗介入，强制集中收治浪费了大量顶级医疗人员、设备和经费，延误和伤害了大量亟需住院手术的致命性疾病患者，只有通过轻症居家观察才能把医疗资源归还给真正有需要的人。所谓老弱孕病感染者也并不是占用顶级三甲医院收治的理由，他们的看护任务完全可以疏解到家庭，出现需要专业医疗介入的状况再行送医。核酸优化、封闭区域优化和密切接触者的居家隔离更有必要，这不但是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且大量公司和经营性场所继续查验核酸很大程度上是害怕成为活动轨迹后面临封闭停业和条件恶劣的集中隔离点所迫，如果不进行优化就会阻碍用于核酸检测和管理隔离点的大量医疗经费和人员回归正常医疗系统。真正的医疗挤兑多数并不来源于绝对资源不足，却往往来源于中心化决策系统为了实现自身的宏大目标自作聪明，强行统一调配资源，人为干涉医院根据专业知识配置自身医疗资源的市场化决策过程，最终造成巨大的浪费，在这个宏大目标上的收益往往弥补不了其他更迫切任务被耽误造成的损失。大规模集中筛查隔离封闭的措施目前就非常不合时宜，成为了造成挤兑的可能风险之一。
一、总论：企图灭绝病毒徒劳且有害，资源应回归正常医疗
对于毒力和传染性接近流感的病毒，以检测和隔离追求最低感染在经济和生命上的边际效益都已递减为负值，不如把这些足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资源投入正常卫生系统建设。随着病毒传播能力超过人类现有技术手段，感染高峰只能被推迟而不能被避免，况且这个高峰即使越南等不发达国家也已经成功应对。而应对病毒进化而产生的逐层加码过度封闭却产生巨大副作用，诸如阻碍风险区就医和在突发险情发生时逃生，挤占正常疾病医疗经费和人员，引发食品医药短缺，造成服务业无法运营和制造业供应链断裂，破坏法律权威等。单就医疗系统而言，风险区和非绿码人员就医的繁琐限制，出现感染科室的封闭，本就短缺的医疗资源和医疗人员抽调到筛查点、隔离点等专业人员和设备需求度不高的岗位造成的严重资源错配，隔离点的恶劣条件造成的额外疾病就足以让其他疾病的患者付出的健康成本大过追求最低感染带来的收益。逐层加码的措施客观上而言是消灭高传染性病毒的唯一方法，主观上讲也有可能包含很多用以表现不惜一切代价的魄力，从而表忠邀功寻求升迁的表演性措施。这些问题并不是禁令可以解决的，除非决定升迁和追责的KPI变成和禁令执行而非最小化病毒感染数挂钩，因为单向对上负责的科层制中不以升迁为第一追求的人就会被逆淘汰，而升迁的关键在于最大化KPI。下层既无助于升迁也无力反制和追责，因此以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换取KPI就是必然结果。KPI体现的是上峰对下属的期望，上峰发布指令时希望实现最大化自身利益和最小化违规风险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对立统一，希望下属忠诚于其意图和利益超过其他规则，KPI就会鼓励下属不惜一切代价把其中用于最大化利益的指令做到极限，默许下属忽视其中用于最小化风险的指令，使用一切手段并承担产生的风险。所有下属都能把规定动作做到极限，再要内卷KPI就只能是比谁更有魄力更多地牺牲更下级利益，这样才能显示为了上峰不惜一切代价的忠诚姿态，相反不敢牺牲下层利益，不敢使用非正常手段的不忠诚下属一旦完成不了KPI就会因为不服从指令而被追责。层层如此，那措施自然也是逐层加压，代价也只能是逐层下移。相反，实现全面基本免费医疗至少可以做到没有人会因为经济因素放弃生命，没有人需要因为疾病而掏空六个钱包卖房卖车再到网上乞讨，每个病人都能在疾病面前维持基本的体面，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作为一个乙类传染病，就应该如同对于肺结核等疾病一样依法处置，真正落实动态清零（而非静态僵化的消灭病毒）和新十条优化措施，把目标从追求无病毒校正为如何提升居民预期寿命和减小病毒对大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将考核升迁和追责的KPI调整成和大众正常生活而非最小化病毒感染数挂钩。具体而言，就要按照乙类传染病的法定要求，仅对患者的住处进行封闭，停止超越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之外的其他封闭措施，不再封闭患者和各类接触者的活动场所、居所所在楼栋或小区；停止过大规模的检测和隔离，改为重点检测，停止隔离感染者与疑似感染者外其他人群（例如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或者仅仅停留在同一基站服务范围内的时空伴随者），感染者在家人照料下进行居家隔离，释放检测隔离环节无效占用的医疗资源；取消感染者统一收治，由医院依据科学标准自行决定应住院治疗还是回家由家人照料，把病床和器械留给更需要住院的其他患者，并允许非绿码或发热人员在抗原快筛后被正常收治或在负压病房收治。
二、过大规模筛查隔离封闭与加强正常医疗系统建设的利弊权衡
2.1 大规模筛查隔离封闭的健康收益：延迟感染
由于病毒不可能像天花一样彻底消灭，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收益仅仅是延迟必将到来的感染高峰。1亿人口的越南截至今年9月共有1145万感染，死亡43143人，平均每年感染380万人，死亡1.4万人（其中大多数仅仅是die with而非die for），最新毒株的重症率则仅为万分之1.2。以此计算，总人口中每年重症率为亿分之456。与之相比，根据 *** 数据，美国每年因流感住院人数20万，死亡人数3.6万，分别相当于总人口的亿分之60259和10847。不难发现，目前毒株可能对医疗资源造成的冲击已经小于流感，即使医疗系统更为落后的越南也足以应付了。继续延缓感染高峰并非迫切需要，正如没有谁会为了避免得流感而每逢流感季节就放弃饭碗把自己关在家里或者某一个避难所里面，并将大门焊死宁死也不出门，更无人有权为了自己不得流感而强迫所有与流感病人时空交集过的人员这样做。
2.2 大规模筛查隔离封闭的健康损失：其他疾病患者的医疗困境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大众需要付出的经济和生命代价都非常巨大。这个代价如果能够投入正常医疗则能基本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极大提升人均寿命。在生命代价方面，根据英国医学杂志的估算，2020年一季度，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增加21%，其中心脏病增加一倍，糖尿病增加83%；自杀死亡率上升66%。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例如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每年构成80%以上的死亡，例如2012年死亡总人数为860万人；自杀年均死亡人数为26.7万人。根据野村证券的估计，封闭状态的人口占据26.4%，那么封闭区域因这两个原因每年额外的死亡人数就应该为52.33万人，约为病毒最大可能年致死人数的2.67倍。这个数据目前来看应该更大，因为当时传染性较弱，因此封闭不那么严格，隔离点和核酸点抽调医疗资源不那么严重，几乎没有医院因阳性停诊或拒收无核酸结果的红黄码、封闭状态、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人员，封闭状态人员无需经过重重审批才能就医，救护车也不会由于运输需要隔离者或非急症患者而被占用到日常延误救治。
2.3 大规模筛查隔离封闭消耗的资源与其对正常医疗系统带来的可能改观
在直接经济代价方面（不计服务业停摆和制造业供应链断裂带来的订单损失和倒闭失业），根据高盛集团经济学家5月发布的估算统计，以每48小时接受一次检测的频率计算，占总人口比例30%的大城市的全员核酸费用达到每年2千亿元，若将全员核酸推广到70%的人口，估计每年耗资2.5万亿元。隔离点建设也是一笔大开支，目前1881万人口的广州计划建设隔离点床位数24.64万张，人均0.0131张，全国需要1834万张，按照湖南公布的最低造价，每张床位3.7万元，则总建设费用6786亿元。这个估算甚至忽略了医疗人员和安保人员的工资，隔离人员的一日三餐开支。
相比之下，2020年全国自费医疗支出仅有约2万亿元，常态化核酸的开支完全可以覆盖这部分开支从而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根据相关文献，人均寿命与人均医疗卫生开支的对数成正比，其系数为5.43。因此，根据2019年卫生总支出65841亿元和人均卫生支出4702元（约650美元），仅将隔离点和常态化核酸支出用于正常医疗就可以提升人均寿命2.139岁。这个也容易理解，至少免费医疗之后病人就不需要一边砸锅卖铁债台高筑再上网去卖惨乞讨筹集经费，一边后悔自己没有早点考编享受几乎全额的单位报销，一边掐着指头计算药费是否到达报销封顶值，一边权衡自己的性命重要还是家人的生活重要，一边打听印度水客的廉价药渠道，医生也不再需要掐着指头计算不要三季度就用完医院全年的医保额度而不敢使用进口药物和器械。医疗不平衡的问题也很容易通过增加拨款解决，我国不缺优秀医学生的，只要有足够多的资源，他们足以成长到可以增加几倍的三甲医院，足以把基层医疗机构对潜在大病的诊断分流准确率提升到接近大医院，恢复人们对基层医疗的信心，实现分级医疗。然而现实是浙大这样水平学校的毕业生也有一大部分不能留在三甲医院，只能去社区卫生院当开药机器或者去医药公司推销耗材。
三、过大规模筛查隔离封闭伤害社会平均健康水平的具体机制
光看数据可能比较抽象，下面具体解释一下封闭区域其他疾病死亡率大幅上升的机制。主要四大类原因，其一是为防止感染采取的繁琐限制措施人为阻碍正常就医，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抢救时机大多讲究一个快，出门和入院的重重审批加上救护车的稀缺显然使得这个快成为奢望；其二是本就不足的医疗资源严重错配。过度频繁过度大范围开展全面核酸筛查，对可以在家自愈的感染者进行不合理的集中运输和收治，最终导致挤出正常医疗需求。2020年入院人数减少3584万人（13.5%），前100医院手术数量下降117万台（12.9%），这个状况下小病拖成大病，急病错过最佳抢救机会是很正常的。其实也不难理解，作为医疗资源奇缺，日常排队半年住院；公共医疗预算比例接近于莫桑比克；病床密度接近斯里兰卡；医生密度低于厄瓜多尔的地区，医生、护士、病房、设备、救护车等医疗资源还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名义下被封闭或抽调用于一些完全可以居家自愈的流感患者，自然大量患者会被挤出医疗体系。其三，极度扩大化的隔离在隔离点造成的额外疾病。集中隔离人员动辄就是一栋楼一个小区，有的地方甚至与感染者共处一个基站15分钟以上的人都要集中观察，定点医院终于无力收容离开家人后无人照看的隔离人员，他们只能被安置于隔离点。按正常建设标准下的建设速度和经费又无法满足病毒传播速度需要的隔离点数量，于是隔离点条件愈发恶劣，直至无法满足基本的医疗和生活需求，这样的矛盾就诱发大量的额外基础病发病。其四，在正常地区的外溢效应。很多封闭区域位于三甲医院最集中的一线城市，他们基本承担着全国的危急重症救治任务。然而封闭时段，外地人因各种限制（例如弹窗）几乎无法进入这些城市或者到达后也要长时间隔离，这样就延误了很多患者的救治。
3.1 繁琐限制措施人为阻碍正常就医
对于患者而言，出门看病需要经过重重审批。首先居委会、街道指挥部要盖章同意，这些机构平日办事效率就低，低学历的人员构成也导致其缺乏基本卫生知识，很显然，为了避免责任，除了心脏病之类几分钟就死人的病，他们都会是能卡则卡，即使能够放行的急病也会被拖延了大量时间了。慢性疾病患者需要定期去医院取药或者接受透析、化疗等治疗的需求几乎不会在考虑之列，由此造成的恶果屡见不鲜。即使能够出门，由于交通管制，除非联系到救护车，各路口关卡人员都会对患者进行劝返，而证明自身就医出行不是“非必要”本身就很困难。平时救护车为了节省时间甚至可以闯红灯，封闭期间却要用自行车或者徒步去医院，路途中还要不断接受盘查，这个延误带来的额外损失可想而知。即使到了医院，能够顺利就诊的也只有无感染小区的绿码非发热病人，一旦以上任意条件不满足，就只能去有限的“黄码医院”。黄码医院必须要当场检验核酸，得到结果再决定收治或送往定点医院，这又拖延了不少时间。即使这个拖延侥幸没有对预后产生影响，由于黄码医院一般而言是二流医院，很多疾病仍然是处理不了的。至于确认阳性的患者，定点医院一般一周内就会被所谓“老少孕重”感染者占满，以至于之后这类感染者只能到条件堪忧的隔离点居住，那么这些病人有多大概率被定点医院收治呢？
3.2 集中收治和频繁筛查造成医疗资源严重错配：从床位、医生、救护车的角度分别论述
对于医院而言，大量的资源抽调极大破坏了其正常收治能力。医院平时最缺乏的就是经费，在此基础上无论病床、救护车、ICU、医疗设备等硬件资源还是培养成材的医生数量都存在很大短板。目前公共医疗预算在GDP当中占比约为4.9%，这个数字与经济水平是极不相称的，和非洲国家（如莫桑比克）差不多，世界平均水平则是9%；每千人医生数为1.98，排名91，甚至低于利比亚和厄瓜多尔；每千人病床数4.3，每十万人ICU床位数3.9，接近于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南亚东南亚国家水平。这样有限的资源自然只能用于把大城市有限的几个三甲医院建设到起码不会大量误诊漏诊，大家能够信任的也只有这些医院（这样才会有不敢分级就医，小感冒也要去三甲排队的现状）。即使是平时，这些医院也是把走廊都改造成病区安排床位，门诊挂号动辄需要凌晨排队，住院和手术需要等几个月。很多时候医保资金不够用，就会出现医院把手术延迟到下一财年的状况，很多进口药物和医疗器械都无法使用或需要患者自费去药店采购。
封闭期间，本就短缺的医生、病床、设备、救护车等医疗资源都以不同的方式被抽调用于大规模核酸筛查，收治本可以居家自愈的感染者或管理隔离人员这些收益有限，而且原本可以利用非专业人员完成的任务，承担大部分重病治疗的三甲医院又是其中的重灾区。床位和设备的流失主要是两个流向：一是出现感染而被封闭。最初包括急诊甚至抢救室在内的所有科室大量随所属医院关闭，最终方案是急诊和心血管科室开放，一个典型一线城市在封闭状态下大约三十家医院封闭。二是转为黄码医院或定点医院。很不幸，定点医院由于10%ICU床位的要求一般都是最顶尖的三甲医院，这就意味着这些医院的医疗资源对阴性人员彻底不再开放。这些医院当中的病人能出院的就清退，不能出院的就疏散转院。很显然，在两三天内腾出床位的大局任务下，患者的预后不会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很多提前出院的病人之后还会出现恶化和复发。被疏散的患者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剩余的非定点医院平时就人满为患，收治本院排队病人尚且要几个月，哪有余力收治这些插队转院的人？这样一来，这些医院当中的重病人就可能错失救治机会了。况且这些医院的医务人员也大量抽调，基本只能进行维持性治疗，无力进行新的诊断或手术，甚至还会因此被迫对原有病人也进行清退，具体原因下面说明。这样做有多少收益呢？很显然几乎是零，毕竟某南方一线城市16万感染者当中才有4个危急重感染者，几十个定点医院大部分任务就是帮助照顾生活能力差的感染者，这个工作很显然更适合由他们的家人而非医院来完成，这些医院优越的重症医疗设备则根本就大量闲置。除了某些加码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从中体现了自己的魄力和忠诚，可能因此获得升迁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也不难发现，就是取消感染者统一收治，由医院依据科学标准自行决定应住院治疗还是回家由家人照料，把病床和器械留给更需要住院的其他患者，并允许非绿码或发热人员在抗原快筛后被正常收治或在负压病房收治。值得欣慰的是，新十条已经采纳了这一作法，希望其他地方也能跟上。
流失医生的去向有三个，一是作为感染者时空交集人员被封闭，出现过很多医生封闭无法为患者做手术的信息。二是转为核酸检测人员。在核酸检测公司入场之前，各地为了体现“精锐出战”，“不惜一切代价”的魄力和忠诚站位，一般都会在当地最佳的三甲医院当中抽调医生。就连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这样的癌症治疗机构也在2213名员工当中抽调10%共221名医护进驻隔离点，不知他们的病人如何是好。72小时进行一轮核酸采样所需的密度为1600人一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至少需要2名工作人员。以封闭区域2.4亿人每日采样计算（不考虑一日三检之类极端状况），至少需要采样人员90万人。2020年，公立医院总共卫生人员数目621万人，核酸采样就消耗了14.49%的医务人员。三是作为定点医院、隔离点的工作人员。按照相关规定，护士数目应达隔离点床位数20%，医生数应达4%，则封闭区域314.4万张隔离床位需要75.456万名医务人员，占据公立医院总医护数12.15%。这样估算，全国26.64%的医务人员需要前往封闭区域采样点和隔离点工作，如果没有支援，光靠这些地方自身的医疗资源，那么几乎所有的医护都会抽调到这些场所了。即使在全国大力支援的前提下，典型的封闭区域非定点医院所有医疗人员24小时在医院等待抽调（避免无法离开小区而难以回家），只会保留20%较危重的病人，其余床位全部作为医疗人员宿舍，所有手术为避免责任医护抽调后难以护理而停止进行，门诊量在黄码医院定点医院病人汇入的情况下也难以达到正常水平一半，停止新住院病人入院。这样的作法很显然会造成大量其他致命疾病患者的治疗延误，慢性疾病患者需要定期去医院取药或者接受透析、化疗等治疗的需求也难以满足。它有什么收益吗？几乎没有，核酸采样是毫无技术含量的机械性工作，最适合这个工作的是机器手或者流水线工人，让三甲医院医生干这个事情完全是浪费人才，是耽误他们负责的病人的病情。隔离点的人员很可能只是与感染者住在一个小区，很可能只是与其共用一个基站，隔离人员当中10万人里面找出一个有症状都不容易（按照隔离人员中数量最多的次密接阳性率计算），倒是隔离点不卫生的高密度生活环境导致很多老弱病残生了病。最后各地无从支付如此巨大的代价，商业化核酸企业和隔离点运营商就应运而生，但是缺乏经费的必然结果就是偷工减料，具体而言就是大量虚假检测结果和老弱隔离人员无人看护而经常得不到基本医疗，并因此受到永久性伤害。简而言之，就是过大规模的检测和隔离根本不可行，不如直接停止，改为重点检测和家人照料下的居家隔离。值得欣慰的是，这个措施已经被新十条纳入了最新的优化，这是英明的举措。
救护车资源也是严重挪用，去向主要有两个，其一所有感染者都需要用救护车转移，据称是因为避免病毒进入大气，在每日几千例感染的地区几乎就需要昼夜不停进行运输，几乎无余力抢救真正的急病患者。其二剩余的运力还需要运送风险区域就医人员，尽管其中很多使用普通车辆运输即可，但是社会车辆不能上路，一些缺乏行动能力的病人也无法走路或者骑车。这样，实际上不难理解为说明经常有救护车四五个小时才能响应急救需求，他们确实已经尽力了，也不难发现取消交通管制事实上是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
3.3 极度扩大化的隔离在隔离点造成的额外疾病
隔离点的恶劣条件也是额外伤害的重要来源。目前隔离点几乎是外包的，和美国的私营监狱类似，由于运营商垄断性供应其中一切基本生活物资并且隔离人员的反抗被系统性禁止，他们自然选择通过降低所有设施条件和抬高所有必需品价格来尽快回收高昂的承包费。例如某北方一线城市的会展中心隔离点就三千人共用8个厕位，卫生间充斥着废纸污物血迹烟头混合物的恶臭而无人清理，隔离点除了安保人员只有护士台三四个医疗人员；有些城市干脆利用未能完工的毛坯房，饲养家畜的牛棚猪圈，垃圾场停车场等场地支起板房或帐篷用于隔离，连基本的遮风避雨和空调系统都难以做到。就这样的隔离点，其中还有大量定点医院满员后溢出的老弱病残生活难以自理的人士，他们的健康能够如何不受影响？他们突发疾病后又如何及时送医急救？
四、大规模筛查隔离封闭必然造成弊端的结构性原因：成本与抛瓦来源
4.1 灭绝病毒目标的客观不可行性造成无上限成本需求与实际资源的矛盾
以上这些弊端是无法通过简单的禁令革除的，除非一些地方能够真正落实20条优化，改变把最低感染而非对大众正常生活影响最小作为升迁考核和追责标准的错误作法。原因也有两个，其一是应对病毒强大传染力的客观需要，其二是单向向上负责的科层制社会结构。防止病毒传播无非是依靠减少人员流动、筛查和隔离，然而这些措施自身具有极限，并且很可能自相矛盾。病毒传染力增大之后彻底切断其传播所需的行动限制就更严格更漫长，筛查频率就更高，流调速度就更快。行动限制如果需要长期维持就必须保证食品药品等必需品的输送，满足突发险情逃生的需要，满足就医的需要。筛查主要依靠核酸检测，然而它本身就是群聚环境，是病毒的高危传播途径，一旦检测人员感染造成的传染非常迅速，而且这个工作很多环节需要手工完成，得到检测结果所需的时间是有下限的。只要病毒传播力足够强大，必需品运输环节和筛查环节就足以在筛查和隔离的最短反应时间内造成可观的传播了，甚至更频繁的筛查还会造成更广泛的传播，那么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有进一步把必需品的运输和正常就医也切断。其实不难发现，这样的作法最终也是徒劳的，制止病毒的传播的难度已经超越人类现有技术水平和社会资源调度能力了，更多的投入只能反增其害。例如硬质封门堵路，核酸结果作假，方舱外包造成条件恶劣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经费了。长期封闭之下自然口径公共预算收入减少6.6%，土地出让金下降28.6%，却要额外支付2.5万亿的检测费和隔离点建设费，还有长期封闭下维持社会秩序的费用也急剧升高，最终的结果就是经费无法承担。卡点人员请不起，那就干脆一堵了之；核酸检测做不起，那就干脆外包并且默许做假；隔离点建不起，那就外包，让承建商自行从隔离人员身上压出成本来，这样当然是不可能阻止传播的。
4.2 深层原因：单向对上负责的科层制结构与发育不健全的法律环境
单向对上负责的科层制中不以升迁为第一追求的人就会被逆淘汰，而升迁的关键在于最大化KPI和最小化责任。下层的意愿对升迁毫无帮助，他们也无力在受到侵害时进行反制和追责，因此他们让渡的资源和权利就只能成为用于获取KPI的工具和操纵自身的把柄，以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换取KPI就是必然结果。上峰理想的下属是忠诚，有领悟力和敢于担风险，要把上峰的利益和意图作为压倒其他一切标准的行为依据（例如道德和法律等）。只有下属能够领会他们的核心意图所在，并为了不折不扣实现其意图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敢于使用各种非正常手段，他们在发布命令才能够实现最大化自身利益和最小化违规风险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对立统一。当然，风险、成本与收益正相关是客观规律，他们在给下属制定目标的时候其实就很清楚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在完全合规，不牺牲下级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他们无非是把风险和成本转移到了下属身上。整个金字塔型的科层体系当中每一层都是风险下移，收益上缴。为了风险和成本的顺畅流动，他们自然是默许下属采用任何非常手段并承担风险，不会因为其中的违规或更下级所受伤害而追究下属责任，因为一旦成本无法继续向下转移直至底层，下属也就不会甘愿为上峰利益去充当必然受损的角色。所有下属都能把规定动作做到极限，再要内卷KPI就只能是比谁更有魄力更多地牺牲更下级利益，这样才能显示为了上峰不惜一切代价的忠诚姿态，相反不敢牺牲下层利益，不敢使用非正常手段的不忠诚下属一旦完成不了KPI就会因为不服从指令而被追责。层层如此，那措施自然也是逐层加压，代价也只能是逐层下移，除了最终承担一切风险和成本的最底层，无人有必要去违抗命令。但是他们手里没有资源，唯一的武器就是法律了。然而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更何况其中原本就有大量故意留下的含混之处可供任意解释？执行法律的人也是同一个上司的下属，也有同样的KPI，他们自然不会与上峰的利益为难，不过草根要为一己私利破坏大好局面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及时出现的。
例如当最低感染而非对大众正常生活影响最小作为升迁考核和追责的KPI时，无论有关还是无关的各个部门就在其中看到了升迁的机会，自然都争先恐后地在职权范围内限制大众的行动，把自己手上掌握的一切资源抛向隔离、筛查等与病毒相关的任务，其中不乏牵强附会的四不像举措。这些措施是否真正有利于阻断传播，是否让大众承担了不必要的成本和风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比上峰要求多做一点才能够显示出为大局不惜一切代价的忠诚态度和魄力，从而获得KPI和上司的赏识，而且这样做并无个人成本。其中一些奇葩政策比如硬质材料封门堵路则更像是故意采用明显过度措施进行的一种宣誓忠诚的赌咒发誓，毕竟如果为了完成任务连违反法律和造成重大事故的潜在风险都可以不顾，那上峰一句话上刀山下火海不也是在所不惜吗？场面越大，措施越不合理，风险越大，反而越显得忠诚。其他措施也类似，例如对于社区街道而言，他们重视的是无外溢。阻碍无感染风险的居民离开居所，居民会因此失去工作、就医和逃生的机会，是让很多不能及时救治就有生命危险的急性病患者和必须长期治疗的慢性可致命疾病患者受到永久性伤害，但这影响他们的去留和升迁吗？但是一旦感染者从你的辖区离开，那就是外溢，就是给上级添麻烦，要被一票否决。对于疾控人员而言，他们重视的是隔离一切有可能感染的人员，频繁的全面筛查和极度扩张需要管制和集中隔离的人员范围，是让很多无法自理的病人在条件恶劣的隔离点健康受损，是超越传染病防治法限制了很多人的自由，是抽空了医疗经费和医疗人员，但这影响他们的去留和升迁吗？对于医疗系统而言，重要的是没有院感，是积极配合疾控和收治感染者的姿态。阻碍无核酸非绿码病人就医，清退定点医院原有住院病人，是延误了很多病人的病情甚至让致命性疾病的病人错失最后的救治机会，抽调最顶尖的医生护士设备去隔离点核酸点从事非专业人员培训三天就能完成的工作，强行利用最顶级医院和救护车集中收治无住院必要的感染者，是造成了医疗资源大量浪费，是延误了很多致命性疾病病人的诊断、住院和手术，但这影响他们的去留和升迁吗？但是一旦某个医院收治一个不符合规定的病人，恰巧造成了传播，那么院长就被一票否决了，甚至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只要他们已经把上司的指令落实到极致了，即使将来他们负责的工作出了问题，他们也可以把锅轻易的甩掉。至于代价完全不用他们承担，一来以上措施的昂贵成本来自于大众买单的公共预算而非他们的个人腰包，二来他们即使每天在家休息也有稳定收入，他们及他们的家人有专用的病房，专用的医疗保险，可以几乎免费地享用任何治疗手段，而且他们掌握的资源足以让任何医院愿意在任何时候收治他们，可以保证他们免受不合理的隔离。用他人的生命和健康换自己个人的前途，何乐而不为呢？底层的抗命自然不足为虑，只要他们要敢质疑或者 *** ，那就是与大局作对，就是递刀子，到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有大量软肋可捏，有一百种以上的方法可以被扣上违法的帽子。
五、 结论与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要切实落实新十条最新优化措施，把目前用于大规模筛查和隔离的资源投入到正常医疗体系的建设，这样不但避免大量无必要且非法的限制性措施和医疗资源错配对大众生命健康带来的额外伤害，还使得医疗系统真正做到基本免费和平衡发展，无论对于大众的生命和健康还是经济发展都大有好处。具体而言，就要按照乙类传染病的法定要求，仅对患者的住处进行封闭，停止超越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之外的其他封闭措施，不再封闭患者和各类接触者的活动场所、居所所在楼栋或小区；停止过大规模的检测和隔离，改为重点检测，停止隔离感染者与疑似感染者外其他人群（例如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或者仅仅停留在同一基站服务范围内的时空伴随者），感染者在家人照料下进行居家隔离，释放检测隔离环节无效占用的医疗资源；取消感染者统一收治，由医院依据科学标准自行决定应住院治疗还是回家由家人照料，把病床和器械留给更需要住院的其他患者，并允许非绿码或发热人员在抗原快筛后被正常收治或在负压病房收治。根本而言，还是要目标从追求无病毒校正为如何提升居民预期寿命和减小病毒对大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将考核升迁和追责的KPI调整成和大众正常生活而非最小化病毒感染数挂钩。值得欣慰的是，大量发达地区已经采纳了这些作法，这无疑是英明的举措，希望其他地方也能迅速跟上。
声明：本回答是正能量回答，坚决拥护动态清零，坚决支持新十条优化措施。本回答一切观点来自主流正能量媒体，数据来自学术研究，仅仅批判了一些地方违反最新优化措施继续机械追求低感染成绩的错误做法。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对标新十条要求，切实落实最新优化措施和相关法律。
